第一章 扶南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世纪顷～５５０年）
第一切 国土与民族
柬埔寨（Cambodia,Kambuja）在公元１世纪时即已建国，汉时称“扶南”，隋及唐初称“真腊”，中唐时称“吉蔑”，元时称“吉学智”（或甘孛智），明代万历以后称“柬埔寨”，而柬干埔人则始终自称“吉蔑”或“柬埔寨”。泰人、越人、华人称其为“高棉”（Khmers），是“吉蔑”的转音，西人则称“柬埔寨”。大概“吉蔑”是指种族名，“柬埔寨”为国家名。（吉蔑之名，《旧唐书·真腊传》（卷１９７）：“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新唐书·真腊传》（卷２２２下）：“真腊亦曰吉蔑，本扶南属国”。柬埔寨之名，元代周达观着《真腊风土记》中说：“其国自称甘孛智”。《明史·真腊传》（卷三二四）：“其国自甘孛智……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１９）改为柬埔寨。”按柬埔寨之原名，在柬埔寨本国中很早就采用，最初记录此名称的，为公元８１７年芽庄之一碑文。又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柬埔寨与斯里兰卡交通频繁，《大史》中常用柬埔寨之称。又按柬埔寨一名，出自梵语Kamboja。）
柬埔寨建国近二千年，是东南亚最早的古国之一，有过辉煌的文化。一般历史学者在多把柬埔寨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扶南时期，二、真腊时期，三、安哥时期，四、安哥以后时期。（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如将法国侵入柬埔寨开始殖民统治算起，中经１９５４年独立至现在，列为近代时期，柬埔寨历史则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以上五个时期，柬埔寨的历史连贯性及文化和相似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各个时期统治疆域的范围，变动很大，有时地区颇广，有时境域很小，都城也常设置在不同的地方。考古海陆空上证实，古代扶南文化遗址，大部分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不全在今日的柬埔寨境内。（陈正祥：《真腊同土记的研究》，第９页。）
现在柬埔寨的疆土，位于印支半岛南部，介于北回归线与赤之间。其中与越南中部为界，西临暹罗湾及泰国东部，南毗越南南部，弱与泰国东北及老挝西部接壤，经纬度为东经１０２.２０度至１０７.４２度，北纬１０.５０度至１４.２５度。全国总面积１８１，０３５平方千米。
柬埔寨的人口，依１９９６年估计，是１０，４００，０００人。柬埔寨的民族，主要是吉蔑族（Khmers）。他们渊源于古代印度的文荼族（Munda）、马来族、波尼西亚族（Polynesians）进入柬埔寨后与土著民族之混合种。吉蔑人与下缅甸及泰国境内湄南河流域的居民孟族（Mons），在种族关系上很密切，似乎吉蔑族与孟族之间两族的祖先，有一个时期在中印半岛中部及西部存在过，后来泰族自中国边境南徙，渗进两国之间，迫使吉蔑人住在中印半岛及泰国之中部，而孟族居西部。现在无法证明吉蔑人与越南人在血统上的关系。（1.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１００页。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第３５－３６页；中译《东南亚简史》第３７－３８页。）吉蔑人过去曾与越南的占婆族（Champa）及泰族不断地发生战争，致使民族精华受到很大的损伤。
关于吉蔑族的来源，历史学者迄今尚未有确定的诊断，而一般认为，吉蔑族虽是外来移民，但很早就定居于现在柬埔寨境内，与当地土著混血而成。公元７世纪初，真腊王质多斯那（Citrasena）兼并扶南以后，原属扶南各部的人就以吉蔑族人为中心，渐渐在血统、政治、文化上融成一个单一民族。因长期的血统杂及战争耗损，纯粹的吉蔑族人已日渐减少。现在吉蔑族人占全国人口的８０％，语言亦以吉蔑语为主。（除柬埔寨境内吉蔑族人之外，另在越南南方有吉蔑族人约４０万，在泰国东南，也有吉蔑族人约３０万，成为越、泰车的少数民族。）由于吉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所以柬埔寨在历史上亦长期称吉蔑族人，即我国所称之高棉或高棉人。
在柬埔寨境内，有２０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泰族人，大多属于老挝族，由老挝移人与泰国接壤的地区，也有不少泰南人杂居。占族为古代占婆国遗留种族。越族（Annan），多居住沿海，思想与习惯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在柬埔寨的华侨及华裔，统计约５０人，以福建及湖州籍人居多。首都金边有址余万华人。
关于柬埔寨的古代历史，本国记载非常缺乏。现在首先依凭的是中国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其次是柬埔寨已发殃的碑文及发掘出来的遗物。通过近代历史学者对东南亚史的研究，经过整理和考订，虽不能详实，然已能对柬埔寨的历史已有一个简要的轮廓。
古代东南亚各国，除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外，其他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语文、艺术、政治、哲学等，其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柬埔寨在古代东南亚是首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柬埔寨的语文，是从梵文、巴利语等改变而成，语言系统属陵园吉蔑语（Mon-Khmer），和泰国及下缅甸的孟族人相近，都与印度的文荼语（Munda）有关，同属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group）。（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１页。）印度的梵文，曾在古代的柬埔寨盛行，至少在王廷中被采用，这可由出土的梵文碑铭做有力的证明。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扶南（Funan）一名的起源，首见中国正史《三国志》卷６０之吕岱传。吕岱在公元３世纪上叶孙权时（公元２２２－２５２）为交、广刺史，曾“遣人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卷６０，即《吴志》卷１５吕岱传。）吕岱所遣派的使者，为从事朱应及中郎康泰二人。《三国志》虽未着录二人之名，然《梁书》卷５４有记此事说：“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泉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梁书》卷５４，海南诸国传总叙。考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早佚。康泰有《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以上恐是同一书籍，而称呼不同，早佚；然《隋书经籍记》及《唐书艺文志》，曾引用以上诸书之句。康泰为康居人（见《北平图书馆刊》第四卷第六号，向达撰《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同吕岱传中所说，孙权于黄龙３年（公元２３１）召吕岱还，可证遣使之事，应在此前。（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附录一，认为遣使推为公元２４５－２５０之间，今有人考证其误。）
扶南的名称，虽于３世纪上叶初见于中国正史，然依中国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铭考订，知扶南之建国，最迟不会晚于１世纪，（同上，第２９页。）只是到公元３世纪才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到了第３世纪至第６世纪中叶（从后汉末至南北朝终），扶南成为南海中称霸的强大王国。
扶南是音译，出于柬埔寨语之Phnom，意思为“山”，经转音读为Funan，中译扶南。根据印度及东南亚古代习俗，人们非常崇拜山岳，所有宗教建筑圣地，都在高山上，表示神圣崇高。这种传统，也使很多国王都加以“山岭之王”的尊称。Funam即是“山都”之义，以山为国号。（1.许云樵着《南洋史》卷上，第１０页。2.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４００－４０１页。又按艾莫涅（Aymonier）认为“夫南”之名，纯为华语，取扶南之义。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称“扶南”；义净《南海寄归涔法传》卷Phnom音译。）
关于扶南建国，《晋国》卷９７“扶南传”记：“扶南西去林邑（Lin-Ⅰ，即占婆Campa）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按指暹罗湾），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文字有类于胡（胡指西域）；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晋书》记混溃：《南齐书》、《梁书》、《南史》记混填；北宋《太平御览》等引康泰《扶南土俗》则用混慎。伯希和比定，认为混填与Kaundinya对音是较正确的，见杉本直治郎著《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３４３－３４４页。）先事神，梦神赐之邑。叶柳率舶入海，混溃且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扶南国俗本裸体，身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曰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乘船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付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师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净范蔓。盘盘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是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屈都昆，略和屈都、都昆，即汉书地理志之都元，在今马来半岛。九稚应力九离之论，或位于半岛西岸。典孙，亦作顿孙，史勒格（Schlegel）尝考为面缅甸的Tenasserim。金邻，亦作金潾或金陈，考即金地（Suvarnabhumi），位置未确定，或为现缅甸的直通，或为泰国的佛统。）蔓遇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
从《晋书》及《梁书》记载，法国著称名汉学家伯希和作《扶南考》，（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推定混填至扶南的时代，最晚不会迟于公元１世纪。伯希和并断定混填一名，即是梵文憍陈如（Kaundinya）的对音，此名出于印度婆罗门种姓。按公元１世纪前后，印度人已渐东移，定居东南亚，其后东南亚各地便了一些印度化国家。混填（或（憍）陈如）至扶南为王，是为印度统东南亚及其文化影响最深远之事。
扶南早期的疆域，依考古学上所得证据，初于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南端，以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遗址在大部分散于此），再后逐渐扩展到现在的柬埔寨和越南。《梁书·扶南传》说：“在日南群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依学得考证，其中所说里程固不足据，而方位可取。海西大湾即指暹罗湾，大江应指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自西北流，东南入海。依柬埔寨马德望省一出土碑铭说，最早的都城梵名为“毗名耶驮补罗”（Vyadhapura）,意即“狩猎者之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说：“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徒那城。”特牧城经学者考证即耶驮补罗，大约在现在的波罗勉首巴南附近。最后都城那城，梵文为“新城”（Navanagara）之义，在今安波利（Ankor Borei，可能为梵语Nagara-Puri的音讹）。不过关于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的居，有几种不同说法，至今尚难确定。（1.扶南国的位置，杉本直治郎着《东南亚细亚史研究Ⅰ》，第３６８０－３６９页，根据以前学者比较，有多种不同主张。2.许云樵着《南洋史》，第７３－７４页。）
上引《晋书》及《梁书》扶南传，说南有外国人，或南有徼国人“事鬼神者”混填，梦神赐弓，诣神祠，可证知混填来自印度婆罗门种姓，为婆罗门教徒。神祠即指婆罗门庙。但无法确定来自印度何地，可能为南印度人。混填至扶南为王，是印度人拓殖东南亚的萌芽时期。
公元１世纪初，中印两国交通和商业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东南亚介两国海上交通所经之地，深受中印两大文化的熏染，印度移民直接带给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只是通过使节往还及经济通商交流，影响大逊。
在公元前，印度与东南来已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印度人对东南亚区域主具备了较多的认识。（关于印度人对东南亚的认识，在《罗摩衍那》（约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而最古部分于公元前六世纪）史诗中，即记有东南亚的地名“金银岛”（Yavadvipa），据学者与为爪哇及苏门答 腊；另一地名为“金地”（Suvmadvipa）。）斯里兰卡《大史》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传教师中，就有苏那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公元后，印度移民开始大规模拥入东南亚，原因有二：一、商业活动，远在纪元前，印度与地中海就建立了商业关系，印度人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共同金、宝石等，转运到西方，赚取丰厚的财富。二、宣扬宗教。印度是一个宗教传教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创立了婆罗门教；公元前六世纪又出现了佛教。古代印度至东南亚的移民，其中有一部他是虔诚的僧侣和教徒，他们背井离乡，拓殖异域，具有不畏艰苦牺牲殉道的精神，热忱宣扬宗教，印度文化由是遍布东南亚各国。印度的宗教随移民传入东南亚，先是婆罗门教，然后是佛教。
混填至扶南为王，大约在公元１世纪下半叶，其继承者诸王，传至盘况年９０余乃死，必为二世纪时人；其后三年，范蔓为王，约有半世纪之久；至朱应、康泰使扶南时，已是三世纪上半叶，为范旃或是范寻在位的年代。据《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说：“吴时（公元２２２－２８０）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关于“投拘利口”，列维（Levy）考为巴利语《弥兰王问经》中的投拘利（Takola）；但亦有考“投”作动词用，“拘利”为地名，因《水经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乃差陈、宋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云。”据学者依中国史籍考证，康泰等奉使扶南，不会迟于公元２３１年，经历国家众多，为时甚久，得知范旃遣苏物使天竺，及见东宋于扶南，而问天竺土俗，约在２４５年。伯希和推范旃在位之年，介于２３０至２４５年之间；范寻在位当不出２４０至２８９年之间。（1.伯希和《扶南考》，冯承钧译译，收在《续史地丛考编》，第４２页。2.《南洋史》卷上，弟７６页。）
自公元２８７－３５７年间，扶南似乎多年陷于混乱，中国史籍缺乏记载，关于宗教亦不得而知。但从当时东南亚其他国家片断记载的佛教情形，以及山土的碑铭，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例如吴赤乌十年（２４７），康僧会从交趾（现在的东京）来华；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与交趾贸易，由印度而移住交趾。后来康僧会于交趾出家，学习三藏。（静谷正雄：《扶南佛教考》，第１５页。）《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康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林阳国位置，有人考为缅甸勃朗，或缅甸中部；亦有人说或是现在泰国的邦德。（许云樵：《南洋史》卷上，第９２页及２１６页。）在福康村（Vocanch ，今越南芽庄地区）出土古代林邑（１９２年建国）的梵文碑铭（２００－２５０顷），为佛教文件，字体属于南印度的一种，暗示室利摩罗（Sri Mara）是当时佛教的护法者，梵语文为宫庭通用语文。芽庄在一个时期是占婆的国土，但也有人认为室利摩罗隶属扶南。（1.D.G.E.Hall: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２７页。2.《扶南佛教考》，第１５页。）
扶南王名每冠以范姓，如范师蔓、范旃、范寻，学者考为梵文跋摩Varman一字略音，为当时南印度若干统治者之王号，后亦为东南来若干王朝所采用。
扶南国开始全部印度化，是在公元四世纪末及五世纪初。公元３５７年，扶南王竺旃，曾向中国奉表献驯象。竺旃檀王或无嗣，殁年地可考。约五四扶南传说：“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六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如心悦，南方盘盘（Pranpuri）。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盘盘国是当时暹罗湾附近的印度化国家之一，憍陈如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在盘盘宫庭中很在势力，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到达扶南为王，至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且提倡信仰婆罗门教。
憍陈如的后裔，有持梨跋摩曾于公元４３４、４３５、３４８年，遣使向中国献贡。越南南圻发一碑文记载：求那跋摩（Gun! avarman）王谨献与印度神毗湿奴（印度三大神之一的守护神）之灵庙者据考此求那跋摩确是憍陈如的后裔，治国约于公元五世纪中叶或稍后。（姚枬、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１３９页。）
《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憍陈如，名闍耶跋摩（Jayavarman），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Nagasena）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其后，闍耶跋摩王于永明二年（４８４）遣天竺道人释伽仙向中国上表，文说：“臣前遗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压臣货物，并那伽仙私财。具孙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对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曾殷集，法事日盛……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又说：“……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芽塔二躯……”
那伽仙到了建康（今南京），《南齐书·扶南传》有说：“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山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国睥，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
由以上引文，可知当时扶南信奉印度抟去的婆罗门教，崇拜大自在天神，《梁书》所说，即是摩醯首罗天神及其侍者之像，婆罗门教被定为国教。但我们也应注意，当时扶南业已奉行佛教，因表文为一位出家人所赍呈，文中多言佛法之意，交且又献贡佛坐像一躯，白檀佛像一躯，佛教牙塔二躯，这都可证明那时扶南有佛教的存在。
再从其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当时扶南有佛教信仰，但不及婆罗门教的盛行。《法苑珠林》卷十四说：“齐建元（公元４７９－４８２）中番禺毗耶离寺有扶南国石像。”（《大正藏》第５３卷第３８８页中）闍耶跋摩在位时（公元４８４－５１４），有扶南国两位僧人至中国译经、依《续高僧传》卷一所记：
“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律，学年出家，偏业《阿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帕至都，住正观寺……天监五年（公元５０４），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５２４）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４２６页上。）
《僧伽婆罗传》中又附记：
“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Mandra，亦作曼陀罗仙Mandrasena）者，梁言弘弱。（公元５０３年）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４２６页中）。上举三部经只是扶南所献梵本一部分的翻译。不家僧伽婆罗译出的，依《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说：“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大正藏》，第４９卷，第９８页下），有如上经论：
《阿育王经》十卷
《孔雀王辽罗尼经》二卷
《文殊师利问经》二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菩萨藏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舍利旨陀罗尼经》一卷
《吉祥经》一卷
《十法经》一卷
《解脱道论》十三卷
《阿育王传》五卷{@@page@@}
僧伽婆罗及曼陀罗二人，都是扶南国僧伽，在闍耶跋摩王时来中国译经，并由扶南国持来多种梵文佛经献上，这些事实都可证明当时扶南同时盛行信仰佛教。再从僧伽婆罗与曼陀罗所译出的经典扌看，是梵文系大乘经论占最多。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巴利语上座部佛教系统。《解脱道论》为公元一世纪顷优波底沙（Upatissa）造，作者为巴利语佛教传灯祖师之一，全论有十二品，论术解脱的要道，亦为觉音《清净道论》的先驱。由所译经典的内容推知，当时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占优势；如《文殊般若》、《文殊问经》、《度一切佛境界智严经》等，都含有般若中观的思想。（详见《扶南佛教考》，第１９－２３页。）
依《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闍耶跋摩死于公元５１４年，庶子留陁跋摩（Rudravarman）杀嫡弟子自立。公元５１９年，留陁跋摩王遣使向中国献天竺旃檀佛瑞像等。５３９年王最后的使者来中国，说扶南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诏遣释云宝（伯希和《扶南考》，第４３页。考《南史》卷７８，转录《梁书》之文，云宝作昙宝，则其梵文似非Megharatna（云宝），应为Dharmaratna（昙宝），伯希和庥昙宝为是。）随扶南使者归国，往迎佛发。
真谛三藏法师，后来亦由扶南迎来中国，或于引事有关。《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Gunarata），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Paramartha），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大同中（公元５３５～５４５）敕直使张泛等，送扶南献使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规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力乃屈真谛，并赍经论……以大同十二年（公元５４６）八月（冯秉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３６页注１２：“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则大同十二年元八月，年月必有一误。”）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５４８）闰八月始届京邑。”（《大正藏》第５９卷，第４２９页下）。伯希和、冯承钧等，都认为云宝或随张泛同行。（1.《扶南考》，第４３页。2.《中国南洋交通史》第３６页注１１。）佛发与真谛所齎来的经论同抵达南海郡。
《历代三纪》卷十一及《续高僧传》卷一，都记录真谛带来中国的经论，如全部翻译的话，共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大正藏》第４９卷，第９９页上）。真谛所译，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为其中少部。可证知当时扶南为东南亚强大的文化国家，佛教亦流行，存有自印度传来丰富的梵文佛典。
《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附记有扶南国须菩提（Subhti），于扬州至敬寺，为陈主（公元５５７－５８１）译大乘《宝云经》八卷。这与梁时曼陀罗所译的七卷，两者少有差异，而大体一致。（《续高僧传》卷一附于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５０卷，第４３１页上。）
真谛三藏停滞扶南的期间，为留陁跋摩王在位，此王佛教甚为护法。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资料已获证实，即在南圻巴蒂（Bati）的塔普罗（T’a prohm）寺境内，有一梵语碑文，残留十一偈，而第七偈以下很难解读。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知当时立此碑文的国王即留陁跋摩，其父王即闍耶跋摩，这正与中国的正史记载一致。其中第六偈表示留盅跋摩王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王乃一虔诚的佛教徒。第四偈记王“非为实现王权的义务，而为此世界的人实现为善的意向，”及“正法的虔诚信奉者。”这块碑文，似为纪念寺院的兴建者。再从该碑后面二首赞佛的内容看，学者们虽无法决定此时的佛教为大乘或小乘，但可断定富有大乘的内容。（1.《扶南佛教考》，第２７－２８页。2.《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１３９页。）
综上所述，扶南国初兴于公元一世纪顷，至公元五、六世纪国势达于鼎盛，前后历五百年，为东南亚大强国，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后来佛法亦同样盛行，而且为佛教的重要中心。
中国史籍中，自留陁跋摩以后不再记扶南王名。约在５４０年以后，扶南国都为真腊所攻陷，沦为属国，扶南至此式微。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七世纪初还遣使至中国朝贡。公元６２７年，扶南完全为真腊兼并。（崔贵强编著《东南亚史》，第２９页，第５８－５９页。）
第二章 真腊时期的佛教
（公元５５０～８０２年）
真腊（Chenla）一名的由来，至今尚未能考定确当的说明，亦不知其对音，但常为中国人于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所说之吉蔑或柬埔寨。真腊国名，最早记载为《隋书》卷八二真腊传，先是扶南的属国，后来兼并扶南。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自公元六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后期之间，大多依据中国史籍片数记载，或柬埔寨出土的碑铭，记叙真腊国印度化及宗教的情形。
大约在公元５５０年前后，扶南国王留陁跋摩逝世后，当时在扶南北面的真腊，据眉公河中下游，最早以巴沙克（Bassak）为中心，领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及老挝南部，本是扶南的属国，趁机举兵背叛，兼并了扶南东境，日渐强大起来。当时统治真腊的是两兄弟，据吉蔑碑文（公元６０４）说，真腊战胜扶南，在５５０年前后，波婆跋摩一世（Bhavavarman Ⅰ，公元５５０－６００）在位，而指挥战役者，似为王弟质多斯那（Citrasenas Mahendra varman，公元６００－６１５）。（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１３０页注２。）
《隋书》卷八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将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Ksatriya）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Isanasena，那Isanavarman）代立，居伊奢那城（Isanavarman）。”
这段引文内末提到波婆跋摩王，但在文末指出于大业十二年（公元６１６），（原文大业十三年，恐为十二年之误。）真腊曾遣使人贡，本传所记，似为贡使之语。便由柬埔寨碑文得知，５９８年波婆跋摩王尚在位；其弟质多斯那在何年登位，没有记载。质多斯那即位后，称摩醯因陀罗跋摩（Mahem-dravarman），死于６１５年。由其子伊奢那先继承，大业十二年遣使入贡中国，当即伊奢那先在位之年。质多斯那统治期时，征服了下孟河流城（Lower Mun Valley）。至贞观（公元６２７－６４９）初，伊奢那先大事扩张疆域，征服了斯顿仙（Stung Sen）流域的无毁城（Anindi-tapura），建军新都名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殆即《隋书》奢那城。（崔贵强编著：《乐南亚史》，第６０页。）此伊奢那城亦是七世纪时玄奘《西域记》卷十所记之伊赏那补罗国（（Isanapura，在三摩呾咤Samatata条），即指柬埔寨。沙畹（Chavannes）曾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将此文与柬埔寨碑文对照，而证明公元６２６年柬埔寨在位国王，即伊赏那跋摩（Isanavar man）。（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３５页，４９页。）
真腊兼并扶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王位的争夺，留盅跋摩因是庶子杀嫡弟而取得王位；波婆跋摩虽不知与留盅跋摩有何磁系，但已确知不是闍耶跋摩之子。在维尔坎特（Veal Kantel）有一碑文，曾记波婆踊摩有一姊，着录其父名毗罗跋摩（Viravarman）。而毗罗跋摩未做国王，所以有人考订，波婆跋摩不特为一侵略之人，或且用暴力夺得政权。（1.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２６－２７页。2.《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０７页。）。二是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留陁跋摩归信佛教，而真腊统治者都信奉婆罗门教。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曾记：“南至占波，却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不动声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回无僧众，外道杂居。”据埃利奥特考证，恶王即指波婆跋摩。因为波婆跋摩及质多斯那都信婆罗门教，佛教曾受到迫害。（1.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第１０８页。2.《印度支那文明》，第１０７页。3.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１－２２页。）
真腊信奉婆罗门教，但佛教亦流行。《隋书》卷八二真腊传说：“近都有陵伽钵婆山（Lingaparava），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Bhadra），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道士指婆罗门）；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旧唐书》卷一九七真腊传亦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真腊的宗教，婆罗门教盛行，尤以祭湿婆神为多；佛法亦盛行，但为大乘；此外亦有祖先精灵等祭拜。《隋书》所说伊奢那城，其废墟三汉比利吉（Sambor Prey Kuk），在现在的磅通之北２７千米。陵伽钵婆意为“性器之山”，在今日老挝南端湄公河西岸，山名占巴索（Cham Pasak），高１，３９７米，山顶上有一天然巨石，形似祭奉之陵伽。真腊最初的都城，即建于此山麓。婆多利似为Bhadresvara之音译简称，指湿婆神种种的塑像及标名。奉祭婆多利时，且用人肉供牺牲。（原在公元第四世纪，占城王跋罗跋摩（Bhadra-varnam）所建美山（Myson）神殿，即奉祭王家陵伽。柬埔寨王Shreshtha-varnam在Champasak战胜占人之后，可能沿用此名（见《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０６页）。）
伊奢那先在位约为公元６１１－６３５年，继承者为波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公元６３６－６５６）。此王曾正式将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定为国家信仰的宗教，但仍继续信奉毗湿奴，所谓二神一体的崇拜，称为诃利罗（Harihara）。诃利即毗湿奴神，诃罗即湿婆神，亦即《梁书》中所记的二顼四手或四面八手的神像。（1.山本达郎：《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９９页。2.陈正禅：《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０页。）此时时大乘佛教也在民间流行。
到了闍耶跋摩一世（约公元６５７－６８１）时期，真腊的领土范转又扩大了，南方包括暹罗湾沿用岸，北边与南诏相接，在下湄公河流域伸展到占巴寨（Champ Bassac）一带。自波婆跋摩建国至闍耶跋摩一世，真腊在过去扶南的领土上，更为巩固和强大。因为国王们都信奉婆罗门教，在伊闍那城建造了许多婆罗门教神庙，废墟至今仍然存在，还留下了不少炼砖与塑像，含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素质，亦揉杂了土著孤特征。（1.《印度支那文明》，第１０９页。2.陈正祥着《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２页。）闍耶跋摩一世在位时，将都城从伊奢那城迁至巴塞安德（Prasat Andet），即现在的磅通之西北二十千米处，接近大湖。
闍耶跋摩一世去世后，因无子嗣，国家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部属叛离，分裂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约在公元八世纪初，真腊分裂为二国。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载：“神龙（公元７０５－７０６）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毗耶驮补罗。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笪屈。”水真腊据有扶南的旧境，都毗耶友谊补罗（Vyadhapura，今安哥波利Angkor Borei），疆域包括今日柬埔寨及上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陆真腊据有真腊旧境，都三波（Sambor今巴塞Bassac境内），包括今日湄公河中游及丹里克（Kangrek）山脉以北的位置。
水真腊后又分裂为若干小邦，其中以三波城（Shambhupura，湄公河上的Sambor）为最大和最重要者，公元７１６年由普希迦罗沙（Pushkaraksha）所建。陆真腊比较安定。到了八世纪下半叶，水零点腊陷入混乱。爪哇的岳帝王朝兴起，势力及于马来半岛及中印半岛沿岸，曾于７７４年及７８７年侵袭占城沿海之地，并且降服真腊，占据真腊南部沿海很多地区。至公元８０２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nman Ⅱ，公元８０２－８５０）将二国复归统一，服离爪哇羁绊，创立安哥（Angkor）王朝。
真腊在征服扶南后，继续承受了印度文化及宗教。他们崇拜湿婆神，实际上以之为国教；大乘佛教亦广被信奉，情形与扶南时代略同。此时期中吉蔑人的艺术风格，几乎完全模仿印度，就现在的遗迹来看，有如下的特征。
一、塔普罗式（T’a phnom），在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多半是代表扶南末期的艺术，因真腊初期征服扶南北部的领土，恐扶南国王迁都至塔普罗。在安哥普利发现的雕像，包括婆罗门教神像及佛像，显示与印度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其中也有为后来安哥艺术前驱的倾向。
二、三波比利古式，约在公元七世纪上叶。此时期含有三群的寺院遗迹，推为零点腊最初建都奢那城时的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用炼砖造成，圆柱用石材，刻有丰富的雕像及花轮等，也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
三、波利敏式（Prei Kmeng）及磅拍式（Kompong Prah），自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建筑物与前代无多变化，但花轮增加叶饰。雕像多属凡庸，只有一件精作，即毗湿奴与湿婆二神一体的诃利诃罗神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碑铭及门柱的刻文，是记载国家制度和历史的主要资料，但更多碑文是记述宗教的情形。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为诃利诃罗混合的信仰。湿婆的信仰中，常以石雕的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的名胜征。至于佛教，只发现一块碑文上，说有少数的佛像及两位比丘。如与扶南时期佛教盛行相比，则似有不及。（《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第三章 安哥时期的佛教
（公元８０２－１４３２年）
第一节 安哥时期的佛教
耶跋摩二毒性是安哥王朝的开创者，柬埔寨国家传大的英雄。碑铭说他“来自爪哇”，这可能是说，第八世纪后叶中，爪哇岳帝王朝兴起，势力达于马来半岛及水真腊沿岸地区，并使真腊降服为属国，闍耶跋摩二世被俘或流亡。在一碑铭中，说到柬埔寨属爪哇所统治，闍耶跋摩二世建立一个新王制。这表示柬埔寨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不再是属国了。（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 Ⅲ第１０９页。）
闍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了真腊，他逐出爪哇的努力，脱离爪哇属国的关系，努力统一了全国。他在位四十八年，初定都因陀罗城（Indrapura），在今日的磅湛（Kompong Cham）之东；后又迁到又湖的北区，营造诃利诃罗拉耶（Hariharalaya），地近今日的暹粒，建设水利，开拓土地。最后在摩醯因陀山（Mahendraparvata，今古连山Phnom Kulen,约在安哥东北三千里）建都，正式即位。他曾招请一位婆罗门僧侣希兰耶陀摩（Hiranyadama），至王廷主持宗教仪式，以便解除爪哇王朝精神的不缚，成为真正的独立王国。他在古连山顶上建造神殿，奉祭陵伽，以象征王权。待他在大湖地区统治巩固之后，又再将都城迁至诃利诃罗拉耶平地。他是兴建安哥艺术的第一位国王，展开了吉蔑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闍耶跋摩二世死后，谥号“最高的君王”（Paramevara），此名为湿婆神尊称之一，柬埔寨“王即神”（Devaraja）的崇拜自此王开始。（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６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３－８４页。）
其子继位为闍耶跋摩三世（公元８５０－８７７），再后由一位旁系血统继承，名为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Ⅰ，公元８７７－８８９）。两人都以诃利诃罗拉耶为都。因陀罗跋摩一世时扩大了领土，比今日柬埔寨国境为大。他关心水利，建造蓄水池及开凿运河，供旱季时灌溉用水，使安哥地区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８７９年他在罗卢奥斯（Roluos）附近，为闍耶跋摩二世及他的祖先造了六座砖庙，即今日普利科庙（Preah Ko）的废墟；其次在８８１年，用石村建造巴肯庙（Bakong），安奉王家陵伽。上面所造的神庙，至今仍保存三座，是安哥时代早期的建筑物。（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７页。2.《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载《考古》１９７２年第３期。）
因陀罗跋摩一世的儿子耶所跋摩（Yasovarman，公元８８９－９００），是一位英明之主。在位期间，武功极盛，版图辽阔。他击败了占城的侵扰，又将国都向西北推移十多千米，在地势较高的巴肯山麓建造新城，称为耶所达罗城（Yasodharapura），每边长四千米。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新都城开凿东池（Eawt Baray），长七千米，阔二千米，贮蓄古连河的流水，充足水源，供都城及灌溉农田。
耶所跋摩王是一位宗教折衷主义者。他在东池的南岸，分别建造暹婆教派、毗湿怒教派和佛教的僧院。在他即位之后，于国内各地近古迹之处，不分任何宗派，建筑同名的僧院。他留存下来的碑文，曾传有僧院的规则。僧院中有僧长一人，统管教徒，僧长达须具备丰富的学识，有五十个奴隶为属，僧院招待旅行者住宿，实行医药施疗，但禁住女人。此时期奉行的佛教，被认为是大乘佛教。（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１８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五政治》，第８４页。）
罗闍因跋摩（Rajendravarman，公元９４４－９６８）在位时，在东池中央，建造了一新的塔庙，称为“东弥朋”（East Mebon）。第十世纪下半叶，安哥王朝的政权，实际操纵在婆罗门贵族手里，当时执政的婆罗门为耶若婆罗诃（Yajnavaraha），权力很大，他在王城东北二十千米处，用红沙岩建造一摩非常精美的班台斯利神庙（Ban-teay Srei）。婆罗门是知识分子，王室外顾问，执行宗教祭祀，与王室外关系密切。（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４页。）
此后国家陷于衰微和内战，至公元第十一世纪上半叶，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公元１００２－１０５０）在位，励精图治，恢复了国家的安定，并赂西孟族人中心地的罗斛（Lop Bori）推进。此外他在大湖（Tonle Sap或Great Lake）之西，利用未耕地，执行开拓殖民。同时设立宗教团体，建造僧院，建设村落，开垦土地、水利工事等。此王特别留心于佛教，排斥其他宗教，他死后谥号为“趣向涅盘者”。（《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２０页。）原是罗闍因陀罗跋摩二世兴建的非米阿纳卡神殿（Phimeanaksa），至苏利耶跋摩一世时重新修建完成，供王室祭祀之用。
苏利耶跋摩一世的两个儿子前后继承王位（兄为Udayadityavarman，１０５０－１０６６；弟为Harsha-varman，１０６６－１０８０。），建造了西池（Weat Baray），面积比东池更在迄今可蓄水，用于灌溉。在西池的中央，建了西弥朋（West Mebon）塔庙。又在王宫的南侧，建筑巴普昂庙（Baphuon），有铜塔一座。
当时有一婆罗门名提婆迦罗（Divakara或Divakarapandita），曾连续把持政权三十年，拥立数字国王登位。到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１１１３－１１５０）时，国王又再扩张，东到占城，南临暹罗范围内，西邻蒲甘，北连老挝，皆司安哥统治，是为吉蔑人文明最隆盛时期之一。他在位期间，最令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十分雄伟精巧的安哥寺（Dngkor Yat），这是他伟大的杰作，后来又经过三百多年不断的增建，成为柬埔寨艺术最高的成就。寺中不供陵伽，而是安置毗湿奴神像，象征神王。他逝世后，那里成为他葬身的灵庙。
苏利耶跋摩二世死后，国家又发生动乱。不久，王位由一兄弟继承，名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anindravarman Ⅱ，公元１１５０－１１６０）。或因他的信仰，民间佛教盛行。他的妻子珠陀摩尼（Chudamani）公主，公开倾向于大乘佛教。该王首先转变了王室的宗教信仰。（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２９页。.2.《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２７页。）
公元１１７７年，占城舰队攻陷安哥，杀死篡位者。（达朗因陀罗跋摩Ⅱ之后，１１６０年，子耶所跋摩二世Yasovarman Ⅱ继位，大约１１６５年被一权臣Tribhuvanadityavarman所篡。）珍闰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的儿子，从占城攻打回国自立为王，以四年时间，终击退占城侵略者，于１１８１年，被拥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公元１１８１－１２１９）。１１９０年，占城王来攻，再被击败。１２０３年兼并占城，北方达到现在的永珍，西面再领湄南河下流广大的地域，以及控制马来半岛的北部。其领土的辽阔，为安哥王朝最强盛时代。
闍耶跋摩七世在位四十年，他的一个功业，是在全国建筑医院１０２所，旅人驿站１２１所，整修从王都至各州城的道路。从碑文上得知。像他的父王一样，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们两位王妃，也都是热心的佛教徒。他以极高的热忱建筑佛寺，使大乘佛教普及盛行，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是安哥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他在１１８６年，于东池西南为母冥福建造塔普隆寺（Ta Prohm）；１１９１年，为父冥福建造普拉坎寺（Preah Khan），在此寺东面掘一蓄水池，中央建般寺（Neak Pean）；又王都的近郊建班蒂克提寺（Banteay Kdei），在其他地方建班台乍玛寺（Banteay Chmar）等。最后他开始经营安哥城（Angkor Thom），城墙及城门都用巨石砌成，全长十二千米。在城中央兴建了著名的巴戎寺（Bayon），包括五十四座石塔，中央的主塔高四十三米，供有佛陀坐像，其背后有那伽（龙）护卫；又每一座石塔四面皆雕有佛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３１页。）这些，在《宋史》卷四八九及《真腊风土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下节文中还要说到。
闍耶跋摩七世因受佛教的影响，对人民仁慈，关心社会福利。他兴建的医院，从留存的碑文来看，建有供奉药师如来的殿堂；在巴戎寺多数的古塔上，四面雕刻的圣像，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像，因此观音的信仰非常盛行。由于国王信奉佛教，妆时安哥可以说是以大乘佛教为中心，佛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占尽优势。但婆罗门教并未受到歧视，当时婆罗门教僧侣依然在宫廷任职。一碑文说明闍耶跋摩七世从缅甸召来一个婆罗门为王室外祭司，并在以后继承的两位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1.同上，第１３１－１３２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８４－８５页。）
闍耶跋摩七世在登位时已五十多岁，约１２１９年顷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
闍耶跋摩七世去世后的二百多年，安哥王朝中渐渐式微。先是占城叛离，接着是单马令（Tanbralinga，后来的六坤）。泰国的日渐强大，对衰落中的安哥王朝尤具威胁。公元１２２５年，宋赵汝适所撰《诸番志》卷上真腊国条说：“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Grahi）今猜耶）……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兀（Angkor）……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有神曰婆多利（Bhadra），祠祭甚严。”可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盛行。
公元１２９６年，元周达观随便使至柬埔寨，将所见所闻撰成《零点腊风土记》，所记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是安哥王朝最灿烂的鼎盛时代。关于当时宗教方面，记有三种僧籍：“为儒者呼为班诘（Pasndita）；为僧者呼为苎姑（古暹罗语称僧人为Chau Kou）；为道者呼为八思惟（此名学者解释不一，有认为是禁欲者和苦行者Tapassin，有认为是巫术者或妖术者）。班诘……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暹罗语称佛Phra或Prah），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按即陵伽Linga）……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
周达观一行在１２９６年８月抵达安哥，停留大约十一个月。《真腊风土记》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虽然作者对印度式的宗教欠少认识，及记神佛之像混乱，但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廊。可知当是柬埔寨的宗教，仍对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深入民间农村。
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教，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这从其他几件事情，也可获各证实。
柬埔寨的佛教，由大乘佛教转变为南传佛教，并没有确实历史的记载，无法可知中南传佛教是怎样传入的。不过时间大概不出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至十四世纪初叶。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从斯里兰卡引进僧团，推行佛教改革；十三世纪后叶泰国也引进斯里兰卡佛教。
约在公元１２７７年，泰国有一碑文记载，泰可泰坤蓝甘亨王（Kum Ramkamheng，元史称敢木丁，公元１２７７－１３７７），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僧王。当时六坤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统治；而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六坤，是在公元１２５６年以前。据泰国佛教史记载，有一位斯里兰卡罗亩罗论师，从蒲甘游化至六坤（当时称丹眉流），成立了斯里兰卡僧团，甚为发达，后来传入泰国及柬埔寨。（陈明德：《泰国佛教史》（泰文）第９及第１０节。）
至于传入柬埔寨的结果，则没有记载。
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东南亚印度化国家中，石碑已很少再用梵文。占婆最后的梵文石碑是１２５３年，柬埔寨最后的梵文石碑是在安哥东北迦苾拉城（Kapilapura）出土的，时间约在１３３０年代。在这时期中，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地带的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都逐渐地趋向衰亡，而代兴的是自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１５９页，２４０页。）
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可能是在安哥王朝闍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Ⅶ，公元１２４３－１２９５）时已经开始，因周达观于公元１２９６－１２９７年在安哥所见的已为上座部佛教。１２９５年，闍耶跋摩八世让位与女婿，是为室利因陀罗跋摩（Xrindravarman，公元１２９５－１３０７）。１３０７年，室利因字母罗跋摩舍弃王位进入佛教出家，让们与一个亲戚，称为因陀罗闍者跋摩（Indra-jayavarman，公元１９０８－１３２７）。
室利因陀罗跋摩的出家，一定致力提倡上摩部佛教，柬埔寨最早的巴利语碑文，作于１３０９年，作者就是室利因陀罗跋摩。这时安哥巴利语的上座部佛教已在全国发展，婆罗门教只在宫廷中保有象征形式而已。（《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４０页。又今日泰、柬、老挝王室外的典礼仪式中，仍存有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但已没有宗教的力量。）
公元１３４００－１３５０年之间，老挝的法昂王（Fa Ngoun，公元１３５３－１３７３）自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礼请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等二十二位比丘、三藏圣典、金佛像等至老挝。（详见本书《老挝佛教史》第１章第２节。）这可确实证明柬埔寨在此前已信仰上座部佛教。
公元１３５０年以后，泰国的大城王朝已取代过去的素可泰王朝，对柬埔寨的威胁更大，不断向安哥侵占，据泰国历史记载，曾至少有两次占领发哥：第一次是在１３５２年，第二次是在１３９４年。其后三十年历史情况不明。到了１４３１年，泰人又再围攻安哥城，柬埔寨人尽力抵抗，由于内部叛变，王城终告示陷落，国王被杀，其子庞哈耶特（Ponha Yat，公元１４３２－１４５９）继位。次年，泰人退出，但安哥王城面临强敌，防守困难，于是放弃安哥王朝，迁移至百囊奔（亦称金边）。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安哥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离暹粒市北面约五千米，距首都百囊奔约二四０千米，为公元８０２－１４３２年安哥王朝的都城。其主要的遗迹，自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很多宏传的石构建筑及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１４３２年，泰人入侵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１４３２年，泰人入侵攻陷安哥，遭大肆劫掠和破坏，此后遂迁都至南部的百囊奔，安哥从此荒芜，雄传壮丽的建筑物渐为热带丛林所淹没，竟被后代人遗忘了。十九世纪初，《零点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零点腊风土记》，嘬早法文译本出版于１８１９年，译者为Remusat。）没有人想念有这个古城的存在。直到１８６０年，法国有位博物学家亨利莫科（Hernri Monkot）到安哥探险，次年发表了游记，才揭开这被淹没四百多年在丛莽中的古城。同时经过伯希和等学者翻译、注释、考证《真腊风土记》一书，以及亲往安哥实地勘察，研读碑文，才渐了解安哥王朝过去的历史。安哥古迹的发现，经过清理和修复后，又重新成为举世著名的胜迹。
安哥遗迹的建筑群，估计共有大小六百余座，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累积四百年的经营。有些建筑物已经成为废墟，有些部分仍保存完好。现在选其著名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简述如下：
公元８７９－８９３年建造的罗卢奥斯，现在留存有三座庙，是安哥王朝最早期的建筑群，都是以砖为主以石为副的结构。石门上及其他附件刻有浮雕，又有石刻神像、石狮、石牛、石蛇等。这里有一个人工凿的蓄水池，供灌溉之用，长宽为３.８×３.８千米。
巴肯庙建于九世纪末，近安哥城。本是当时都城的中心，后因安哥城改建。位置变动，而变为城外南郊的一座庙。它也是以砖为主石为副的建筑群，建在六十米的山丘上，庙基为一高台，约十三米，分为五导，高台上建有五座砂岩砌成的尖塔。在高台的四周有砖塔三十六座，有其上每阶层各有小塔十二个，台基每边中央有一道阶磴，噔的两侧有石狮。当时在城东开凿一个人工池，称为“东池”；后来在池中心又建一座塔庙，称为“东弥朋”（Eest Mibon），公元９５２年建成。这里还有一头用整块巨石雕刻的石象，象身上刻有精美的装饰物。
班台斯利神庙，十世纪中叶建造，至９６８年完成。它在安哥城东北约二千米，是一座很精美的石庙。这时正是安哥艺术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从建筑的风格和方式上看，都显出它的特点，它既继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又有些创新的东西。建筑材料方面，改以石为主，砖退为次要。布局方面，开始放弃阶层式的高台，而筑在平地上，建筑群布局分散而疏朗，不像以前那样都挤在高台的各阶层上。庙的中心为三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四周围墙设有精巧的石门，门上刻着十分精美的浮雕，在门楣上有三角形的撑板，雕刻为精美化丽。石刻浮雕有神像、花纹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在台阶上安置有狮首人身像。
非米阿纳卡（phimeanakas）是“空中宫殿”的意思，在安哥城中心稍偏北，原建筑于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可能重新增建。现存的建筑物是一座三阶层的高台，台高约十二米，基部深二十八米，宽三十五, 米。平台四周建有回廊，都有石级可登，由平台中央可直达中心的涂金塔。这种回廊和塔上涂金顶，都是新出现的风覆盖。而且完全为石结构。{@@page@@}
巴普昂庙（Baphuon），在非米阿纳卡南面约四百米处，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真腊风土记》中“有铜塔一座”，应指此塔。据学者研究，所谓铜塔，可能是一座木塔，高达五十米，外包以铜，便现在已损毁，仅遗留三层石砌台基及其中心的塔基四周有回廊。台基底层深九十米，宽一二０米，高约二四米。四周回廊壁上，刻有大量的浮雕，取材自《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故事，刻工精美细致，为柬埔寨艺术的新发展。
安哥寺，普通又称“安哥窟”或“小安哥”，是安哥地区最伟大最杰出其不意建筑物。它的位置在安哥城南面，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１１１３－１１５０）时建造。《真腊风土记》载：“在南门外一里放，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即提安哥寺而言。安哥寺是个巨大的构造，四周围绕着河沟，阔达一九０米，四周全长五点六千米，合十一华里多。全部建筑物，都是以石块重叠而成。中央是一座三层式的高台，台基底部为一八七米乘二一五米，台上筑有五个尖塔，成四方形，是间一塔特高，耸立地面高约六五米。三层阶台上，每层四面都有石砌的回廊，回廊石壁上，刻满著名的浮雕，据说每道回廊长达二百余米。其中以最低一层的浮雕最为精美。第二层回廊四角，各建一小塔，第三层即为主塔。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上下层之间，都由加顶的回廊连系着。各层的此时期建筑的创新。
安哥寺四面都有入口，各有一门，而主要入口正门则为西门。正门筑有宽敞的大石桥，跨越河沟，桥头的月台和桥基的台座，形成突出的大平台，两侧以石雕的九头那伽（那伽（Naga），译为“龙”或“蛇”。那伽柬埔寨人视同圣蛇，崇拜龙。柬埔寨有名的建筑物，如寺院、宫殿等，都以那伽为栏杆。安哥寺中央主塔中，供奉的佛陀像，就是盘坐在那伽身上，九头（也有七头或五头等）蛇首昂起，形成一个屏障，成为护卫等。）为防护栏杆，更配置许多对立或背立的石狮。过了河沟桥，即为安哥寺址外围的两道石砌围桥。转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可容数千人。东行沿着一条长达三四七米的大道，便达内围墙的入口。大道两侧各有一个藏书室及水池。内转墙深二七０米，宽三四０米。经由内围墙一个十字形平台的后边，有三道门直通寺塔。
安哥寺的构造宏伟壮丽，规模庞大，设计均匀，精致庄严，不论寺塔、屋顶、回廊，以及门窗、墙壁、殿柱、石阶，都雕刻精美，装饰细致，极尽艺工的才智，达到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水准。回廊上的浮雕，四边合计长达八百米，墙壁高二米许，窗扇门框之处，莫不满布优美的浮雕，都是代表柬埔寨浮雕中的杰作。由于回廊有屋顶遮盖，风雨不能侵入，所以石雕都保存完好。浮雕题材是以《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主，例如从西面正门进入，西回廊的浮雕是描写猴神助罗摩作战的场面。南回廊西级，是刻绘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领军出阵战争图；南廊东组，是幅地狱变相图，叙说善恶因果报应，以受苦形象占多，善报才少。东回廊两面，是刻绘海中怪物搅海图，及毗湿奴与恶魔战斗情形。北回廊是毗湿奴与天神交战图。也有表现当时国王和人民生活的题材。这些著名浮雕，都是属于浅浮雕的技法，但人物生动，形象逼真，画面十分繁复，上下叠置，左右交连，精美绝伦，为优秀浮雕的创作。
安哥城，亦称“大安哥”，是安哥王朝的都城，为十二世纪后半叶闍耶跋摩七世（公元１１８１－１２１９）时所建。（以前的安哥城可能为木栅，１１８１年闍耶跋摩七世登位后，将安哥城全部改为石造。见《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一文，载《考古》，１９７２年第二期。本节取材亦多自此文。）城墙都用石块构成，城门成用巨石叠置，四周围全长达十二千米，城外环绕城壕，壕上有一道广阔的石桥，两侧各有石刻巨蛇一条，蛇皆九头高举，各由五十四石巨人挽持着，形成石桥的栏杆。（石巨人分两边排列，每边各在五十四个，第一人较高大，为一多头神，分三层，每层头的四面各有脸孔。其余的石巨人，都为二点五米高。据说右为善神，左为恶魔。又在安哥城东北侧的普拉坎寺，东门口也有石人，但较小，每边约二十七年，且时间更早。）城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门高约二十米，各为两重，但东向开二门，其他都是一门。各门筑有三座石塔，每塔四面皆雕刻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含笑。城门两侧，各置一组三只巨象的高浮雕，象鼻向地拾采莲花。最后闍耶跋摩七世，在都城的中央建筑了重要的巴戎寺，以及其他几座石庙、石塔，又建筑了王宫，使安哥变成一个伟大的壮观的都城。（闍耶跋摩七世时，大乘佛教流行，盛信观世音菩萨。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安哥寺、巴戎寺等雕刻中，融合了湿婆神与毗湿奴神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些建筑物尖塔上的四面雕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教的神像，后经证明，是观世间菩萨像。一次在修整巴戎寺时，发掘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刻石像另外在安哥其他地方发现的碑文，都证明了当时柬埔寨人信奉大乘佛教的情形。）
巴戎寺，意为“中山”，据说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全部建筑约由五十座石塔组成。寺门东向，中央为二阶层的台基，两层四周都有浮雕回廊。下层高出地面约一米，台基长一六０米，宽一四０米。上层高出下层台基二点四米，长八０米，宽七０米。台上四周罗列二十八座石塔，中央一座特大的主塔，塔顶高出平地约四十三米。如将两层台基上环绕的石塔计算在内，共达五十多座。每座石塔的四面，都刻有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低视微笑，注视四方。巴戎寺的石壁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