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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国记》是法显西行归来之后，亲自撰写的叙述自己西行求法经厉的著作。在本书「结语」中说：「故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是岁甲寅。」晋安帝义熙十年岁在甲寅，故在公元四一四年法显已撰写完毕；书后的〈跋文〉中又说：「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慧远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则写成两年之后，即在公元四一六年，又进行了充实补充，将原来节略的内容详细地记载了下来①。
　　《佛国记》全书一万四千余字②，全面记述了法显西行取经的经历，内容涉及到五世纪初年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风俗、物产等，为佛教史、中外关系史、印度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佛国记内容简介
　　《佛国记》是一部僧徒行记。因为它是行记，所以全书结构是以法显本人的行踪为主线，详细记载了经行各地的方位、距离。但它又不是普通的行传，而是佛教徒巡礼圣迹的行传，所以书中的内容主要以记述各地的佛教圣迹以及当时各地佛教的状况为主。而且法显西行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教经典，所以书中也叙述了取得经典的情况。
　　法显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长安以西，流沙以东的干归国、耨檀国、张掖镇、敦煌。流沙以西至葱岭，经历了鄯善国、焉夷国、于阗国、子合国、于麾国、喝叉国。
　　跨越葱岭至北天竺，前后经过了陀历国、乌苌国、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剎尸罗国、弗楼沙国、那竭国、罗夷国、跋那国、毘荼国等国。
　　由毘荼国东南行人中天竺，游历了摩头罗国、僧伽施国、罽饶夷城、沙祇大国、拘萨罗国、迦维罗卫城、蓝莫国、拘夷那竭城、毘舍离国、摩竭提国、迦尸国、拘睒弥国、达嚫国（得自传闻）等国。
　　从迦尸国东返摩竭提国，学梵书、梵语、写经，三年之后踏上归程，沿恒河东下至瞻波大国，又进而到多摩梨帝国。由此乘船至师子国，然后从师子国航海东返，经耶婆提国，最后回到汉地。
　　关于法显取回的佛经，在上文〈法显与西行求法运动〉中已作了简要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说过，作为一部僧徒行记，本书的内容主要限于佛教。但是法显独具慧眼，所以在记述道路山川和佛教内容之外，又留下了一些珍贵的非佛教内容的记载，如在「竭叉国」下说：「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记述了中外物产的异同。
　　又，「摩头罗国」下叙述中天竺的情况说：「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涉及了古代印度户籍管理、经济制度以及刑法等重要的内容，书中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所以就形式而言，《佛国记》是一部僧徒行记，但从内容来讲，却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佛国记与佛教史研究
　　法显记事「言辄依实」，具有我国古代史学家「实录直书」的科学态度，所以《佛国记》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佛国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五世纪初年印度各地佛教的状况，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印度佛教的发展规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而且为研究佛教的演变提供了依据。例如将《佛国记》的记载与二百年以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五至七世纪之间佛教在印度和西域地区的演变痕迹。季羡林先生曾将《佛国记》中所记载的各地的僧伽蓝数和僧众数等基本情况，与《大唐西域记》对同一地区的记载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说明这些地区大、小乘势力的消长和佛教本身的发展趋势。③
　　而且，《佛国记》中还有对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释迦牟尼佛、阿育王）和重大事件（如在陀历国访知的佛法东传的时间和路线）的记载，这些数据对佛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最后，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佛国记》详细记录了印度各地的佛教圣迹，这对当时国内学界而言，是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最新教科书；对西行求法僧人来说，它无疑又是一部详尽的巡游指南。法显西行距离现在已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的佛教圣迹有许多已湮没无闻，而《佛国记》则是印度佛教考古必备内参考书。④

佛国记与印度历史研究
　　《佛团记》对于印度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印度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地区的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资料却很缺乏，除了印度本地考古发现的资料之外，主要依赖古代东西方历史文献对印度历史的记载。西方资料主要指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著作中的有关记载，而东方的记载则主要是指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印度的记载。西方的数据往往很零散，所以我国古代的记载在重建印度历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以前，我国史籍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印度的记载，但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到了汉代以后，虽然在正史以及一些笔记中对印度的记载日渐增多，但这些记载本身缺乏系统性，而且来源多限于官方档案或传闻，所以佛教徒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著作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上文曾经提及，法显所处的晋宋时期，是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时期，这时有大批僧人远赴西域、天竺求法，他们中许多人都写了游记。见于《隋书•经籍志》以及《高僧传》等书记载的有宝云《游履外国传》、昙景《外国传》五卷、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昙无竭《历国传记》、道普《游履异域传》、法盛《历国传》、道药《道药传》等等⑤，但是这些著作都已不存。《佛国记》是现存的僧徒行记中最早的一部，也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
　　从法显到玄奘二百年间，虽然西行僧人很多，而且也间有行记传世（如《宋云行纪》），但能与玄奖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的，却只有法显的《佛国记》，甚至有些学者还认为《佛国记》的价值远在《大唐西域记》之上⑥，这就是《佛国记》引起世界各地学者重视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佛国记》对于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佛国记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西行求法运动本身不仅属于佛教史的范畴，而且也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行求法的僧人不仅将古代中国的情况介绍到了印度，而且将印度的知识（当然也包括佛教典籍）带回了中国。在交通相对闭塞，有关外域的知识还很缺乏的古代社会，由求法僧人带来的这些新知识在当时所起的振聋发职的作用，是现代人无法想象出来的。《佛国记》作为西行求法史上的第一部行记，在增进当时人们对于印度的了解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距离法显写成《佛国记》之后一百年左右，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二十多处引用了《佛国记》的记载，内容包括有关今新疆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的记载，以至于《水经注》的引文现在已经成了校勘《佛国记》的重要参考资料。⑦《佛国记》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古代交通设施简陋，交通条件也很落后，长途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件很艰难，而且要担当很大风险的事情，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古代农业民族就更是视行旅为畏途了。除了游牧民族之外，甘心于长途跋涉的大概主要是使臣、商贾和僧人三种人，这样一来，轻生徇法的行脚僧，就与身负王命的使臣以及追逐什一之利的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有些传教僧人本人就是东来经商贸易的商贾子弟。如曹魏时期的名僧康僧会，先祖是以经商著称的康居人，世代住在天竺，而他的父亲就是商人，因经商而移居交趾⑧。
　　又如昙摩耶舍的弟子法度也是商人之子，他的父亲来往于天竺、广州之间兴贩求利，中途在南康生下了法度，所以法度小时候就起名叫南康。⑨而且商人有时还直接将经典带到中土。例如罽宾僧人佛□耶舍曾由河西进入长安，与鸠摩罗什一起译经，当他回国之后，「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⑩」。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佛法东传与古代中外商业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
　　就西行求法僧人而言，他们也多是与使臣、商队结伴而行。如法显本人在度流沙时，就是与官方使节一起西行的。当法显由师子国返回时，也是搭载商船泛海归来的。古代僧人传教求法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商业贸易以及使节往还的路线。
　　《佛国记》详细记载了五世纪初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它对于研究中国与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的意义自不待言，而且书中还记载了当时海上的航线、船舶规模以及航行方法等，这些记载对于研究海外交通史来说，无疑也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佛国记的文学价值
　　最后，我们想简单谈一谈《佛国记》的文学价值。作为一部游记，《佛国记》不仅真实可靠，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表现力。叙事则娓娓道来，章法井然：状物则婉转生动，曲折传神：抒情则真挚自然，感人至深。如对于阗国四月行像的记载，对那竭国佛影窟的记载以及对沙河的描述等等，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佛国记》的文字是非常简炼的，但是文字的简炼并没有影响到它丰富的内容和传神的描写。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佛国记》对「那竭国」佛影窟的记载，与《宋云行纪》和《大唐西域记》进行比较：
　　《佛国记》：「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余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转近转微，髣髴如有。」
　　《宋云行纪》：「至瞿罗罗鹿见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户，遥望则众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见。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渐渐却行，始见其相。容颜挺特，世所稀有。」⑾
　　《大唐西域记》：「伽蓝（即小石岭伽蓝——引者）西南，深涧陗绝，瀑布飞流，悬崖壁立。东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罗龙之所居也。门径狭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磎径馀流。昔有佛影，焕若真容，相好具足，俨然如在。近代以来，人不遍覩，纵有所见，髣髴而已。至诚祈请，有冥感者，乃暂明视，尚不能久。」⑿
　　《佛国记》只用了四十六个字就清楚地交待了佛影窟的方位、距离，而且紧紧抓住了描写对象的典型特征来描写。「转近转微，髣髴如有」，仅仅八个字，就将观瞻佛影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宋云行纪》虽然也用了五十五个字，但是没有记载佛影窟的方位和距离。上面所说的《佛国记》用了八个字的内容，《宋云行纪》却用了二十九个字（自「遥望」至「始见其相」），而且《宋云行纪》虽然使用笔墨较多，但却没有《佛国记》表现出的那种朦胧深远、扑朔迷离的意境。
　　到了玄奘时代，看来佛影窟已发生了变化，所以不便简单比较。但是《大唐西域记》九十六个字的篇幅，有不少是对周围景物的描写，这样一来反而冲淡了读者对佛影的印象，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而且《大唐西域记》虽然词藻华丽，但似乎不无枝蔓的嫌疑，反不如《佛国记》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描写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佛国记》不仅文字筒炼生动，而且情真意切，有强烈的感染力。章巽先生曾就此与《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他说：「恬退恭顺的法显，能有时间亲笔写下他的游记，言辄依实，质朴明畅：而玄奘却不得不假手辩机代笔写下他的游记，虽然文词绚烂，却也不免带上浮华的色彩。且《法显传》（即《佛国记》——引者）虽然质朴，但由于亲身经历，亲笔自写，常能在行间字里发射出深厚的感情，十分触动人心，有许多境界往往是《大唐西域记》所未能达到的。⒀如小雪山慧景之死，无畏山僧伽蓝见晋地白绢扇等情节的描写，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震撼力。总之，《佛国记》的文学价值也是很高的。
　　注释：
　　①章巽先生将古代著录中《佛国记》有一卷、二卷的区别。同《佛国记》成书后又经过增订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他说：「《水经注》中所载，有《法显传》和《法显行传》二名：《隋书》亦然，并记明《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这可能是由于《法显传》有详略二本之故。今本《法显传》的跋文，大约是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法显在建康道场寺译经时他的檀越之所题，其中本有「先所略者，劝令详载」之语。今本《法显传》后出，应为详本，其先应尚有一略本。所称《法显行传》之一卷本，或即略本，《法显传》之二卷本，或即详本。略本今当已不传，今之传本盖为详本，特亦已改为一卷耳。」（《法显传校注》第八页）章先生说的《法显传》，就是《佛国记》的异称。
　　②足立喜六曾说，《佛国记》只有「寥寥九千五百余言」（《法显传考证》第四页），此后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一页）、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四六六页）都说本书九千五百余字。据宋思溪藏本，共有八百六十一行，每行十七字（个别也有十八字者），全书应为一万四千余字。
　　③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第八十五——八十六页。
　　④参见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序」。
　　⑤参见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二十四页。
　　⑥例如足立喜六认为「《佛国记》为一千五百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细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的资料，故其价值，早为斯界所共认。至其年代与事实之正确及记述之简洁与明快，亦远出于《大唐西域记》之上」。（《法显传考证》第一页）
　　⑦参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二十五页「《法显传》和《水经注》
　　⑧《高僧传》卷一〈康僧会障〉。
　　⑨《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传附法度传〉。
　　⑩《高僧传》卷二〈佛□耶舍障〉。
　　⑾见《洛阳伽蓝记》卷五。
　　⑿《大唐西域记》卷二。
　　⒀《法显传校注》第十页。